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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慧宗杲及其著述在日影响之研究

2017-12-02 14:41:23 径山竹茶园 阅读
 
陈小法
 
大慧宗杲(1089-1163),俗姓奚,宣州银国人。号妙喜,字昙晦。钦宗赐予“佛日”之号,孝宗赐谥号“大慧”,临济十一世、杨岐四世。宗杲一生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1104-1129:出家求师,从文准、克勤受法。
 
二、1130-1137:遭遇战乱,辗转于赣、闽二地传法。
 
三、1137-1141:住持径山寺,与张浚、张九成交往。
 
四、1141-1156:被强制编管于衡州和梅州。
 
五、1156-1163:赦免回浙,住持阿育王寺、径山寺。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大慧宗杲本人与日本并没有直接的来往和交流,但大慧宗杲的禅风以及著述在日本的影响很大。本文将从绘画、手迹、逸闻以及著述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大慧宗杲及其著述在日本流传的情况。
 
一、幕府将军引用大慧宗杲之偈颂
    
这里的幕府将军是指室町时代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持。那么,足利义持与径山禅寺的大慧宗杲相差几个世纪,缘何有接点?那得从一幅图画说起。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于1408年5月6日去世,6月25日正值四十九日之际,以儿子足利义持为首,为义满举行了盛大的法会。当时的著名画家土佐行广为此专门画了一幅足利义满像,足利义持专为其作赞,赞文如下:
 
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象。
 
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
 
应永龙集戊子季夏下澣  
 
道诠薰毫九拜书
 
“应永龙集戊子季夏下澣”即应永十五年(1408)六月下旬,“道诠”乃足利义持的法名。本来这赞文也没什么特别,但是,再仔细一读,似曾相识。原来,这赞文引自大慧宗杲为北宋第八代皇帝徽宗三年忌之际作的法语,全文如下:
 
徽宗皇帝大祥上堂,拈香罢乃就座云: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像。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 
 
可见,足利义持把足利义满比作了徽宗皇帝,当然也不排除足利义持自己对禅宗的偏爱。在中国历史上,与“靖康之辱”相连的宋徽宗并没有好印象,足利义持将自己的生父比作徽宗,究竟有何用意?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足利义持的身世和性格。
 
足利义持(1386―1428)是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出生于至德三年二月十二日。应永元年(1394)九岁出任将军,官至参议、从三位权中纳言,但实权仍由其父一手掌控,将军之职徒有虚名而已。
 
在足利义满的妻室中,日野业子和日野康子 都没有生育。三代将军足利义持和六代将军足利义教都是藤原庆子所生,而藤原庆子是醍醐寺三宝院门迹 的下级僧侣大谷安芸法眼之女。也许由于庆子出生低微之故,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足利义满的宠爱,到了晚年就更加凄惨。1399年庆子去世当日以及“七七”祭奠之际,足利义满不仅未露面,而是在别处大摆酒宴畅怀痛饮。这样,庆子的善后只得由幼子义持凄凉地进行料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足利义满几乎把所有的父爱都给了足利义持的同父异母弟足利义嗣。足利义嗣的生母是摄津能秀之女,名叫春日局。自义嗣作为日野康子的养子后倍受足利义满所钟爱。日本应永十五(1408)年三月八日,后小松天皇 至足利义满和足利义嗣的北山亭 行幸,前后达二十天之久。这段时间对于每天侍候天皇身边的足利义嗣来说,真是人生的最辉煌点,而足利义持却是近在咫尺远在天边,一人默守室町亭 ,无缘与天皇相见一面。足利义满这种冷酷薄情和极端偏爱,给足利义持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仇恨到什么程度呢?且看下面一则《李朝实录》中的史料:
 
(癸巳十三年三月)己亥,贺正使通事林密回自京师,启曰:“正月二十日,皇帝宣谕曰:‘日本国老王事大以诚,无有寇窃。今嗣王不禁草窃,侵扰我疆,又挂父真于壁而刺其目,其不道如此。朕欲发船万艘讨之,尔朝鲜宜预知之。’” 
 
这是永乐十一年(1413)正月二十二日朝鲜贺正使通事林密回国后的一段汇报,报告中提到皇帝(明成祖)对日本老王(足利义满)的诚意表示赞赏,同时对新王(足利义持)的不道(拒绝与明交往)和不孝(用针刺画像上父亲的眼睛)予以痛斥,并暗示欲想发兵船万艘予以征讨,以让朝鲜做好准备。
 
“挂父真于壁,而刺其目”,可见义持对义满确实恨之入骨,尤其不满其父那“不识泰山”之眼吧。接到这个报告的朝鲜王太宗认为明朝皇帝决不会对通事有戏言,因而他推测征倭之举将在同年的五、六月间实行。消息传至日本,以致引起“唐人袭来”的流言四起,一时惊恐失措。
 
应永十五年(1408)五月六日足利义满突然去世,甚至没来得及立将军嗣位的遗诏,因而当时幕府的权臣斯波义将一举将足利义持推上了将军宝座。扬眉吐气的足利义持一上台,就对父亲的内外方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把将军府邸以及幕僚住所一同迁回了祖父义诠曾住过的三条坊门殿,这简直就是一次小型的迁都运动,目的在于拂去义满时代留下的阴影。
 
 
第二,基于权臣斯波义将的反对,辞退了朝廷授予义满的“太上法皇”一号。因此,义满没有正式成为法皇,但是在禅宗界却另有说法。相国寺的“过去帐”称义满为“鹿苑院太上天皇”,临川寺义满的牌位上写着“鹿苑院太上法皇”,鹿苑寺义满的木像上刻有“鹿苑天皇”等。可见,义满的法皇化也许是禅宗界的殷切希望所在。
 
第三,拒绝与中国进行交往。
 
也许正是基于上述诸种原因,足利义持将三代将军义满比作了政治上落落无为的荒唐君主宋徽宗。
 
正长元年(1428)正月十八日,足利义持因脚上长包引起感染,不治而病逝。
 
二、大慧再世说
 
1383年某日,春屋妙葩的法嗣道隠昌树梦见中岩圆月在讲授《大慧普说》,房间中央挂着一幅画像,一问才知是大慧宗杲之像。但是,仔细一看,画像上部明显写着“大智普明”四字。于是,道隠昌树纠正说,明明是我国师春屋妙葩,为何说是大慧禅师?不料,这竟是梦境。梦醒后,道隠昌树马上就按照梦中所见的样子画了一幅春屋像,上用金粉题写了“大智普明”之字,并赴春屋之处请求自赞(见图二)。这就是所谓的“春屋乃大慧再世、大慧后身”之梦托的来源。据说,春屋自己也承认这个“大慧再来说”。
 
三、日本珍藏的大慧手迹
 
目前为止,珍藏日本各地的大慧手迹,主要有以下几件:
 
(一)国宝《尺牍》,畠山纪念馆藏。田山方南在《禅林墨迹》“乾”(禅林墨迹刊行会1956年)中有介绍。
 
(二)国宝《尺牍:赠无相居士》,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田山方南的《禅林墨迹》“乾”(禅林墨迹刊行会1956年)、芳贺幸四郎的《墨迹大观》第一卷(求龙堂1977年)中有介绍。
 
(三)重要文化财《尺牍:赠法属禅师》,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芳贺幸四郎的《墨迹大观》第一卷(求龙堂1977年)中有介绍。
 
(四)重要文化财《尺牍:赠才长老》,香雪美术馆藏。田山方南的《续禅林墨迹》(上下)(禅林墨迹刊行会1977年)中有介绍。
 
(五)重要文化财《尺牍》,藤田美术馆藏。《藤田美术馆名品图录》(财团法人藤田美术馆1972年)中有介绍。
 
(六)《尺牍》,田山方南的《续禅林墨迹》(上下)中有介绍。
 
(七)《法语:答杨教授》,田山方南的《禅理墨迹拾遗》“中国篇”(禅林墨迹刊行会1977年)中有介绍。
 
(八)重要文化财《无相居士像赞》,大和文华馆藏。田山方南的《禅林墨迹》“乾”(禅林墨迹刊行会1956年)中有介绍。
 
(九)重要文化财《尺牍:(性禅姪)付法传衣之书简》,畠山纪念馆藏。田山方南的《禅理墨迹拾遗》“中国篇”(禅林墨迹刊行会1977年)中有介绍。
 
以上九件作品中,两件被指定为日本国宝,五件为重要文化财。日本如此珍爱大慧的手迹,笔者认为无非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大慧禅在中日的地位,二是手迹本身具有的艺术价值,三是通过作品透露出的大慧人格之魅力。
 
四、幕府文库所藏的大慧画像
 
日僧瑞溪周凤的日记《卧云日件录拔尤》“文安四年(1447)六月十五日”条中有如下记载:
 
侍衣出公府文库所藏诸祖像,挂之炉间,盖防蠹毁也。大抵皆半身像。大惠像,有无垢居士赞,云:“生生狞狞,突突兀兀,四山大火聚,满地无明窟。人言是麁行沙门,我道是牛头狱卒。参禅人,稳着脚,刺苈林中才蹈着,祖师鼻孔都输却,点捡将来,多年粪药。无垢居士赞。”又临济像二幅,皆有赞。一云:“蒿枝子拂著,便作狮子吼。一喝如迸雷,须弥山倒走。妙智居士以临济祖师索赞,远孙宗杲谨题。”一云:“黄檗棒头曾不动,高安滩畔错商量。从遍界生荆棘,佛法无一寸长。法孙德光稽首赞。”此外赵州、密庵、无见像,皆非自赞。佛鉴像二幅,皆自赞。中峰像,自赞。偃溪像,自赞。  
 
众所周知,将军足利义满非常喜爱中国文物,收藏有大量中国宋元时期的名画,这一点从上述记载中也可见一斑。
 
从文中所记的时间看,六月十五日大致相当于出梅时节,湿度较大,为了防止文物损坏,晾晒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或许由于阴天较多,所以只能将文物悬挂于火炉之间而烘干。这次幕府文库所晒的文物大多是半身的诸派开祖画像,其中就有大慧像,上有张九成(无垢居士)的题赞。而两幅临济像的画赞分别出自大慧宗杲和佛照德光之手。此外,还有赵州从谂、密庵咸杰、无见先覩像各一幅,无准师范像二幅,中峰明本像以及偃溪广闻像。
 
五、日僧日记中的大慧像
 
在本节中,将从日僧瑞溪周凤的《卧云日件录拔尤》、义堂周信的《空华日用工夫略集》以及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中,选取与大慧宗杲有关的逸闻趣事,从而来探讨日僧心目中的大慧像。
 
(一)《卧云日件录拔尤》
 
《卧云日件录拔尤》是日本室町时代(1392-1573)中期京都相国寺禅僧瑞溪周凤的日记,由同时代末期的禅僧惟高妙安(1480-1567)摘抄而成。日记记自日本文安三年(1446)三月,搁笔于文明五年(1473)周凤圆寂之前,总七十四册。
 
1.文安五年(1448)一月十九日
 
防州怡云谓人曰:“吾闻唐人说,径山回禄时,大惠塔独全。无准怒曰:土地神龙王私心,偏护大惠塔,何也?拿袖扇火,欲烧其塔。然龙王拥护所致,遂免其厄。盖大惠四十一世为大善知识,无准为四十世大善知识,以一世修行之优,其塔不坏。”想怡云有据而言乎云云。予曰:“寻常传言,无准七世大善知识,不知孰是。” 
 
周防国僧侣怡云听唐人说,径山寺发生了火灾,唯独大慧宗杲的佛塔保全。无准师范非常生气,埋怨土地神龙王偏护大慧之塔,竟用袖子煽火,然佛塔依然如故。人们觉得这是因为大慧宗杲乃大善知识之故也。周凤认为怡云的话是有根据的,但内容不知是否真实。
 
无准师范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在日本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上述的记载尽管只是传闻,但非常巧妙地透露出了大慧与无准在中日两国丛林中的地位差异。
 
2.享德元年(1452)八月九日
 
一华来,天英来,三人谈谑。(中略)又曰:“《东山外集》芭蕉之语,非芭蕉主丈之谓,盖大惠上堂,蕉芭蕉芭云云。”凡自径山出行之僧,若有持此上堂语者,则守关者,不问而过之,故此十道符也。《易东禅抄》云尔。予曰:“盖在唐僧传说乎。” 
 
文中提到的《东山外集》乃宋僧雪峰慧空所著,别名《雪峰空和尚外集》,日本在足利时代初期就有刊本,日本驹泽大学有藏本。
 
瑞溪周凤与一华、天英在谈论《东山外集》中“芭蕉”一语的意思。他们认为是大慧宗杲的上堂语。而东渐健易在《易东禅抄》中称,如果径山禅僧只要口念此上堂语者,过关不问,相当于十道符之功用。但周凤认为这是唐僧的传说而已。
 
3.宽正五年(1464)五月四日
 
松雪全杲与瑞溪周凤有交谈,其中松雪全杲提到:
 
大惠竹篦背触,著语曰:瓮中走鳖。此著语难解,然此只打一竹篦而已。一击击破其瓮,则在中鳖可走出也。言曰背曰触,皆一时击碎了也,此即悟处也。 
 
上文是有关大慧宗杲对禅宗公案“首山竹篦”理解的记载,日僧表示难以理解其中深意。
 
(二)《空华日用工夫略集》
 
《空华日用工夫略集》是日僧义堂周信的日记,现存四十册,起自正中二年(1325),终于嘉庆二年(1388)。记录了大量的人物往来信息、书籍交流信息以及五山禅僧的文艺活动。
该书的“永德三年四月廿二日”条有如下记载:
 
入府。府君出接。余曰:“不迁和尚师号,未及周忌,可奏请否等事。盖禅师号始自神秀禅师,号大通禅师。国师之称亦自神秀起,即唐朝也。未示灭时赐者宋朝大惠禅师是也。或有四字六字者,今时风俗好名,以多字者为荣,盖非正论也。四字之号,始自宋,南渡卖师号助役,不必为好事云云。” 
 
永德三年(1383)四月二十二日(恐系“二十三”日之误,因之前还有一个“廿二日”),义堂周信来到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府邸,就不迁法序和尚的禅师号之事奏请将军。因不迁和尚圆寂于上年的十二月四日,至此不满周忌。义堂周信向义满说明,禅师号、国师号皆始自唐朝的神秀禅师,但在世被赐予禅师号的,大慧宗杲是第一人。也就是说,按照中国丛林惯例,义堂周信认为,即使现在也可以赐予不满周忌的不迁和尚以禅师号。接着,义堂周信批判了日本当时的不正之风,即禅林界崇尚号的字数越多越好。义堂周信当时建议了三个禅师号,即“佛照圆明”、“妙唱宗猷”和“一音普应”,最后,义满为不迁和尚选定了“佛照圆明”一号。
 
(三)《初渡集》
 
《初渡集》是日僧策彦周良(1501~1579)首次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时撰写的一部日记。记自明嘉靖十七年(日本天文七年、1538)七月一日,终结于嘉靖二十年(日本天文十年、1541)十月二十六日,横跨三年多时间,字数接近十六万字,是一部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珍贵史料。它不仅在研究明代勘合贸易、各地的宗教习俗和人文地理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为了解日本五山禅僧的日常生活、精神风貌留下了第一手资料。
 
该日记的“天文八年(1539)八月二十四日”中(见图六),摘有大慧宗杲的发愿文:
 
大惠禅师发愿文:惟愿沙门僧某,道心坚固,支体轻安。众病悉除,昏散速消。无难无灾,无魔无障。不向邪路,直入正道。烦恼消灭,智慧增长。顿了大事,续佛慧命。度一切众生,报佛祖恩。次冀,某临命终时,小病小恼。七日已前,预知至死。安住正念,末后自在。弃此身了,速生佛土。面奉见诸佛,受正觉记。分身法界,普度众生。摩诃般若波罗蜜。 
 
日僧策彦周良虽然没有片言只语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在异国他乡专门摘抄大慧禅师的发愿文,但我们还是可以揣测策彦对禅师的那份崇敬之情,并希冀亦以此愿文来勉励自己。
 
六、日僧日记中的大慧著述
 
记录大慧宗杲一生的禅学思想资料丰富,主要有自著《正法眼藏》六卷,弟子们汇编的《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卷、《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一卷、《大慧普觉禅师普说》五卷、《大慧普觉禅师书》二卷以及《大慧普觉禅师法语》三卷等。另有其门人祖咏编撰《大慧禅师年谱》一卷,记载了大慧宗果一生的行履事迹。
 
以上这些著述,大都流播日本,并在五山禅僧中以各种形式传诵。以下谨以瑞溪周凤的《卧云日件录拔尤》、义堂周信的《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季弘大叔的《蔗轩日录》以及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为主要材料,分析大慧著述在日本中世时期流播的一个历史镜像。 
 
(一)《大慧禅师年谱》
 
1.《卧云日件录拔尤》“享德二年(1453)二月廿三日”条中有如此记载:
 
又曰:《大惠年谱》有“梅弓”之语,盖所谓“神臂弓”也,以梅木制之尔。 
 
《大惠年谱》即《大慧禅师年谱》。文中提到的“神臂弓”据说是一种威力无比的武器,而大慧把莫逆交的张九成禅法喻为“九臂弓”,说它虽一发能穿过九层盔甲,但却被里面的“奥皮袜”给挡住。恰逢此时朝廷又兴议兵之事,而“神臂弓”一说也传至朝中。秦桧认为大慧是有意借此影射自己反战求和,遂把九成再贬至安南,大慧也受此株连,被流放到岭南。
 
2.《卧云日件录拔尤》“宽正四年(1463)闰六月十八日”的记载中,有《大慧传》一书名。 这是瑞溪周凤平时阅读的书籍之一,遗憾的是除了书名没有其他任何信息。《大慧传》应该就是上述的《大慧禅师年谱》。
 
(二)《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
 
1.《卧云日件录拔尤》“享德二年(1453)十月二十五日”的记载中,有“(瑞溪周凤)又问:五不易事何义?岳(东岳澄昕)曰:在《武库》乎,盖言化主事也。” 《武库》即《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弟子道谦编。又称《大慧宗门武库》、《大慧武库》、《杂毒海》,系禅宗古德言行录的纂辑,共114条。由于颇能显示临济家风,故古来即为临济宗人所喜诵读。瑞溪周凤和东岳澄昕在讨论“五不易事”的含义,东岳澄昕则以《武库》中的解释来作答。可见,东岳澄昕熟读了大慧的此著作。
 
2.《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应安五年(1372)二月十三日”条记载:
 
少林说,大慧武库盖面帛。或云,教中有是说,未捡。蜀谚曰:旱不旱,蜀有彭汉。盖彭汉二州,水旱俱丰,故旱不旱,都不管它也。 
 
应安五年即1372年,禅僧少林如春提到的《大慧武库》即《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
 
(三)《大慧普觉禅师语录》
 
1.《卧云日件录拔尤》“文安五年(1448)八月九日”中记载说:
 
(真净院主东岳澄昕)又曰:北磵录佛诞生上堂,有一年一度,活戾世界之语,盖聒噪之意乎。大惠录亦有此语。 
 
这一天,真净院主东岳澄昕与瑞溪周凤交谈了许多中国禅僧语录中的疑难词语,如上文提到的“一年一度,活戾世界”之语也是如此,东岳认为是聒噪之意,此语在《北磵录》和《大慧录》都有。《大慧录》即《大慧普觉禅师语录》的简称。弟子雪峰蕴闻辑录,又称《大慧语录》,凡三十卷。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奉旨刊行并入藏。
 
2.《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嘉庆元年(1387)十一月五日”记载说:
 
赴资寿院,无求请。府君举大慧录“空相道人,佛是凡夫镜子,凡夫却是佛镜子,打破镜来,为你下个注脚。”法语而见问。 
 
嘉庆元年十一月五日,义堂周信因无求周伸之请赴资寿院。资寿院乃相国寺开山梦窗疏石的塔院,后改称崇寿院。当日,足利义满向义堂周信请教大慧语录“空相道人,佛是凡夫镜子,凡夫却是佛镜子,打破镜来,为你下个注脚。”法语的禅意。这段语录也收录于《大慧普觉禅师法语》第二十三卷,全文如下:
 
佛是凡夫镜子,凡夫却是佛镜子。凡夫迷时,生死垢染影像,全体现佛镜子中。忽然悟时,真净妙明不生不灭,佛影像却现凡夫镜子中。然佛本无生灭,亦无迷悟,亦无镜子,亦无影像可现。由凡夫有若干,故随凡夫发明耳。而今欲除凡夫病,与佛祖无异,请打破镜来,为尔下个注脚。 
 
上文是大慧宗杲给空相道人(黄子余知县的近亲者、一说为母亲)作的法语,对凡夫与佛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将军足利义满也在研读《大慧录》,二是义堂周信具有渊博的知识,不愧为义满之师。
 
4.《初渡集》“天文七年(1538)七月二十八日”中有一段《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中的摘抄,详文如下:
 
参黄杨禅。允和尚曰:这汉参黄杨木禅,却倒缩去。大惠语录。 
 
文中策彦周良摘抄了《大慧语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黄杨禅”的含义。所谓的“黄杨禅”是用来借呵钝汉参禅之语,指少有进步者。这段文字也可见《大慧普觉禅师普说》(见图七)。根据京都大学所藏的版本来看,上文策彦周良摘抄的“允和尚”应是“老和尚”之误。
 
(四)《大慧普觉禅师书》
 
1.《卧云日件录拔尤》“享德二年(1453)十月二十五日”记载说,景南英文在心华元棣门下时,曾听讲过杜诗、柳文、蒲室集以及大惠书等。
 
这里的“大惠书”即 《大慧普觉禅师书》,是大慧宗杲指导士大夫弟子学佛参禅的书信集。《大慧书》收录了大慧宗杲和四十名士大夫(其中一名是出自士大夫阶层的女性)及两名僧人的来往书信六十二篇。在这些书信中,禅师表达了他对当时各种禅法的看法,阐述了他提倡的看话禅的主张和具体方法,回答了士大夫在学佛参禅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和问题,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大慧书》受到历代僧俗信众的推崇。
   
2.《卧云日件录拔尤》“宽正元年(1460)十月二十二日”中有《大惠书》一书名的记载 ,它表明这天瑞溪周凤阅读了此书。
 
3.《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应安六年(1373)五月三日”记载说:
 
旦那上杉兵部等求余讲大惠书,为讲二章。云:自今以后,每每要听谈禅云。余因说:今时俗人入僧家不问法,僧徒入俗家不说法,是皆佛法中罪人也。 
 
义堂周信因施主上杉能宪等的要求,为其讲解《大慧书》二章,结果他们表示以后要经常听谈禅意。于是,义堂周信叹息当时佛教界的没落景象。
 
4.《空华日用工夫略集》记载说,在“康历二年(1380)十月晦日”那天,足利义满、管领来到南禅寺,与义堂周信、寂室元光等进行了交流。其中,义满问:“生死到来时,如何回避?”于是寂室以《大慧书》中的两三段来回答。 可见,寂室元光对《大慧书》内容的熟知程度,也可见《大慧书》对日本五山禅僧中的流播一景。
 
5.《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的“永德元年(1381)九月廿二日”记载说,义堂周信拜见足利义满,两人有一段关于新旧儒学的对白:
 
君又曰:昨日儒学者讲孟子书,其义各各不同,如何?
 
余曰:所见不同也。近世儒书有新旧二义,程朱等新义也。宋朝以来儒学者,皆参吾禅宗,一分发明心地,故注书与章句学迥然别矣。《四书》尽于朱晦庵,庵及第以《大慧书》一卷,为理性学本云云。 
 
足利义满问义堂周信,为什么昨日的儒者讲解《孟子》意义各不同?义堂周信回答说,儒学有新旧之别,新儒学主要参悟了禅宗。朱熹能够把《四书》推向一个高潮,那是得益于《大慧书》。可见,义堂周信对《大慧书》予以了极高的赞誉,他认为朱熹能够及第,主要受惠于该书。
 
6.《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的“永德二年(1382)六月廿二日”记载说:
 
君(足利义满)命余讲大惠长书。高烧烛,讲读六纸。 
 
上文的“大惠长书”即《大慧普觉禅师书》。
 
四、《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的“永德二年(1382)七月八日”条有如下记载:
 
余与府君同命古剑讲大慧书,剑固辞,君不允,遂读三五纸。 
 
义堂周信与足利义满要求古剑妙快讲授《大慧书》,起初古剑不肯,但义满不允,于是古剑只好讲解了其中的三五页。
 
(五)《大慧普觉禅师法语》
 
《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嘉庆元年(1387)十月十四日”有如下记载:
 
新院主幢书记请讲大惠法语,余辞之。府君笑而助督,不得已讲五六纸。 
 
这天,义堂周信来到鹿王院,新任院主海印善幢禅师请求其讲授《大慧普觉禅师法语》。义堂周信本想推辞,不料足利义满也有要求,于是讲授了大慧语录的五六页内容。
 
(六)《大慧普觉禅师普说》
 
1.《空华日用工夫略集》“应安三年(1370)四月十七日”条中有“为众讲妙喜普说二段。” 的记载,“妙喜普说”即《大慧普觉禅师普说》,五卷,南宋慧然、蕴闻、道先等编,略称《大慧普说》。主要内容是大慧宗杲普说宋代诸禅匠之宗旨而成。刊行于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为研究临济禅机不可或缺的文献。
 
2.《蔗轩日录》“文明十六年(1484)五月廿三”记载说:“雨,看大惠普说者一十六丁,以朱句点之云云。 ”
 
《蔗轩日录》是日本室町时代中期临济宗圣一派季弘大叔的日记。作者大叔,道号季弘,俗姓不明。家庭情况知之甚少,只知其父名明高,有一侄名寿坚。应永二十八年(1421)八月二十五日出生备前国(现冈山县东南部),自文明十七年(1485)正月十三日中风后,病情一直没能好转,于长享元年(1487)八月七日圆寂于海会寺,享寿六十七岁。经常使用的号有“竹谷”、“蔗庵”和“蔗轩”,特别是“蔗庵、蔗轩”两号,尤其喜爱。本日记从文明十六年(1484)四月一日起,记至文明十八年(1486)十二月三十日为止,这也正是季弘大叔在大阪堺市滞留(养病)时间。
 
文中提到季弘大叔在雨天阅读《大慧普觉禅师普说》一书,而且还用红笔圈圈点点,可见其认真之态度。
 
那么,以上这些大慧的著述又是什么时候东传日本的呢?我们从《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中可以得到启示。《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是1353年日本东福寺第二十八代住持大道一以在整理师祖圆尔从中国携回的典籍时,做成的一个书籍目录。查阅该目录的“藏”和“光”两部分可知,当时圆尔携回的大慧著述有:
 
藏:大慧语十册、大慧普说四册、同语录一册、又普说一册、法语一册。
 
光:大慧语一部十册、大惠普说一册。 
 
七、结语
 
行文至此,如若对上文做个简单的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大慧宗杲的著述中,《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大慧普觉禅师书》、《大慧普觉禅师法语》以及《大慧禅师年谱》在日本五山禅僧中以各种方式流传,除了作为平时阅读的汉籍之外,还是丛林讲筵、众僧谈资的材料之一。本文虽只列举了四种禅僧日记,但可见日僧对大慧著述重视的一斑。至于其他禅僧日记中的情况,容待日后另行撰文。此外,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和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也对大慧著述有着一定程度的研读。因此,大慧著述在武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从流传在日本五山丛林的各种逸闻趣事可以看出,大慧宗杲的人格魅力、弟子教育以及佛法追求等,在日僧心目中具有较高地位。
 
第三,大慧本人的书画历来就是日本珍爱的艺术品,乃至两幅手迹被指定为国宝,这充分说明了日本对其艺术造诣及其作品中所蕴涵的文化价值的认同。
 
第四,大慧宗杲虽然没有和日本进行过直接的交流,但“春屋妙葩乃大慧再世说”的出现,实乃大慧宗杲精神及其所创禅风因东渡扶桑而被世代传诵之最好印证。
 
管见所及,学界关于大慧宗杲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看话禅特点及其大慧派传世这两点上,而本文论述的大慧著述、画像、手迹及其人格在日本的流传情况,还没有引起关注,研究成果也相当的缺少。拙文众多的考察虽有盲人摸象之嫌,但如能为今后同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线索,实属大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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