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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山竹茶园-禅与茶的美学

2017-12-13 11:06:14 径山竹茶园 阅读

——兼论茶、禅与现代艺术之间的关系

 

刘建平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相当久远,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顾炎武曾有“是知自秦人取蜀,始有茗饮之事”的说法,秦灭蜀在西元前316年,可知最迟在先秦时期,中国已有饮茶之风气。古代无“茶”字,而只有“荼”字的记载,但“荼”与“茶”大致同义,据《尔雅•释木》记载,“苦荼”一词注释云:“叶可炙作羹饮。”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曰:“荼,苦荼也。”徐铉注释曰:“此即今之荼字。”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曰:“草木并作茶,其字出《尔雅》。”可见“茶”字是由“荼”字演化而来,两者含义相近。陆羽《茶经》三篇,备言茶事,对茶和水的选择、烹煮方式、饮茶环境以及茶的质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茶道始兴。中国茶道自萌芽始,就和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人喜欢茶所蕴含的“淡乎其无味”的禅意,赵州禅师也留下了“吃茶去”的佛门公案。禅茶之味赋予了中国佛教别具意味的美感,并对现代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茶中的禅意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至唐而大兴于天下。翻开中国茶叶的发展历史,有“茶兴于唐”的记载,玄奘西行求佛经的事件和陆羽著述《茶经》的事件都出在唐朝,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内在有着某种深层次的、必然的联系。饮茶能使人清心寡欲、神清气净,有助于僧人的修禅、敛心,达到身心明净的舒展状态。受自然环境影响,中国茶盛产于南方,北方不产茶,北方人的饮茶之习是随着南方茶叶之北传而形成的。从中唐开始,中国茶文化与中国禅宗文化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当饮茶之风席卷大江南北佛教寺院的时候,佛教中国化的禅宗亦已定型,形成了唐宋时代“茶禅一味”的文化生态。没有中国茶文化与繁荣昌盛的南宗禅学,何有意境高远的“茶禅一味”?尤其是余杭径山寺,高山密林,云雾缭绕,非常适宜于茶树生长,深深影响了中国茶道的发展。历史上的许多名茶,大多是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都是禅僧命名的。至于茶叶的种植、煎泡、品酌之法以及茶具、饮茶仪式的完善,佛教也多有贡献,例如径山禅与茶结合就对中国茶道的形成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产生了中国茶具中的至宝——天目茶碗。

 

佛教的原始教义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禅宗三祖僧璨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代诗人杜牧云:“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也生动的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奇妙功能,这是茶与禅结合的现实因素。

 

茶之作为饮品在寺院里盛行,最开始的原因是健康的需要,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植物,茶具有健胃和提神的功用。《神农本草》说:“茶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采干。”僧人礼佛前必先吃茶,而且学禅务于不寐,不餐食,惟许饮茶。如此修心悟性,以追求形而上的心灵净化,在静思默想中,达到真如的境界。禅的意境和茶的精神意趣相通,茶的清净淡泊、朴素自然、韵味隽永,恰是禅所要求的天真、自然的人性归宿。品茶的环境一般清净、虚空,徐渭曰:“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霄静坐,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这里讲的是文人雅士的品茗环境,过于雅致,和禅宗的“自心是佛”的空灵之境是不同的,陈继儒强调的“一人得神”和张源讲的“独啜日神”更近禅茶之道。

 

唐代僧人坐禅饮茶之风盛,禅僧坐禅时,每焚完一枝香,都要饮茶,以便消除疲劳、提神益思。一般的寺庙都设有“茶堂”,用于招待宾客、讨论佛理;同时亦设“茶鼓”,用以召集寺院僧人饮茶。僧人与文人之间,除了以诗会友之外,还产生了“茶宴”的风尚。[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4-406页。]《百丈清规》中就有“赴茶”、“方丈点行堂差”的记载。在寺院中,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从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的茶具,可以看出当时流行“以茶事佛,以茶敬佛,以茶礼佛”[ 梁子:《中国唐宋茶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3-74页。]的习俗,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就要举行盛大的茶仪,饮茶也被看作是传统礼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带有宗教性、仪式性的特征。因此,茶与禅结合在一起,一个更重要的文化因素还是因为茶包含着一种精神,一种与中国的文人、僧人及知识分子人格心灵结构相契合的精神。僧人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味”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皎然和尚的饮茶诗认为茶事“与禅经近”,饮茶能澄息、空心、清性、屏率,进入“外物寂中”的境界。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两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景德传灯录》卷十曰:“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处,僧曰:‘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答,正是反映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来或没来过,或者相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位”的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静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

 

唐代虽然禅茶大盛,但唐代相关的茶书[ 有陆羽的《茶经》,张又新的《煎茶水记》,毛文锡的《茶谱》等。相关文献见陈彬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和《全唐文》中却没有相关的记载,这让我们对唐代佛教与茶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情形,无法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我们从现存的400余首禅诗中,倒可以找到唐代佛教与茶之间关系的脉络。据《全唐诗》不完全统计,唐代涉及茶事的诗作有400余首,诗人有150余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创作了大批以茶为题材的诗篇。李白的《赠玉泉仙人掌茶》、杜甫的《重过何氏五首之三》、白居易的《茶山境会亭欢宴》、杜牧的《题茶山》、柳宗元的《竹间自采茶诗》、温庭筠的《采茶歌》、颜真卿等六人合作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等等,都显示了唐代茶诗的兴盛与繁荣,如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帋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写出了饮茶之美。从现存的饮茶诗的情况看,喝茶是也僧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如著名僧人齐己云:“雪长松柽格,茶添语话香。因论乐安子,年少老篇章。”贯休在《春游灵泉寺》中亦云:“水蹴危梁翠拥沙,钟声微径入深花。嘴红涧鸟啼芳草,头白山僧自扞茶。”除了种茶、采茶、喝茶、煮茶等日常生活的劳作之外,“以茶会友、品茶论道”是最常见的题材。

 

二、茶中的美感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中国的饮茶艺术——茶道。文献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代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中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宋代开始形成了“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斗茶”之风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评鉴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这些都反映了茶道兴盛的状况。

 

茶道的形成,说明饮茶除了具有实用功利之外,还别有“他用”,并且这种“他用”成为一种“道”,“他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此用”本身的价值。茶之“道”为何?我认为就在于茶之美、茶之韵、茶之意,所以它能成为一门艺术。茶之美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茶的味道是清淡略带苦涩的,清苦之美,这也是茶的本质特征和审美趣味所决定的。陆羽《茶经》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爪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饼榈,叶如丁香,根如胡桃。”茶叶是中国人最喜欢、最普遍的饮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茶乃是“灵草”、“灵叶”、“灵芽”、“灵物”、“琼浆”、“瑞草魁”、“甘露饭”,茶在佛教中享有的崇高地位,和葡萄酒在基督教中的地位是非常相似的。陆羽《茶经》卷五云:“其味苦而不甘,苏也;甘而不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茶好茶入口时有清苦之味,而咽下时却生甘甜之美。茶的“以苦为美”与佛性之“苦”是完全相通的。佛教谓生、老、病、死皆是苦,茶性即佛性,以清苦为美。

 

茶的饮用之美在于口感,而最佳口感多以为“清苦”为上,先苦而后甘甜,即是古今茶人品茶的一种共识。“苦”是茶的食用属性和审美价值,甜让人感觉发腻,而苦却让人回味无穷,意味深长,苦而不涩,苦中有味,苦中有韵。善于品茶的人,都讲究欣赏茶韵,茶的美就在“淡乎其无味”,无味之中有至味。泡上一杯茶,品味第一泡的苦涩生硬,第二泡的馥郁芬芳,第三泡的沉重浓烈,第四泡的清洌醇和,还有第五泡的澄净清淡,然后逐渐失去味道。茶如人生,人生如茶,先是苦涩,稍后长大,感人生之苦涩,却又能悟及苦中寻乐之趣,它召唤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品,慢慢尝,于是人生百味都浸入到了一杯淡淡的茶汤之中。品味这些味苦而又醇厚的茶叶中所包含的“韵味”,是一种美的享受。

 

其次,茶还让人清醒、让人回味,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来讲,茶是通向妙悟的。戴复古《谢史石窗送酒并茶》诗中说:“午困政须茶料理,春愁全仗酒消除。”酒可醉人,以之消愁,茶则可醒人。佛门禁酒,和尚课诵念经,或通宵达旦,僧侣常打磕睡。饮茶可以醒神,为使僧徒不打瞌睡,寺院常以茶为饮,故饮茶之风最早兴盛于寺院。唐天宝进士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记载:“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本草纲目》云:“茶,止渴,令人少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眠,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李正民《大隐集》卷七有《余君蹭我以茶仆答以酒》诗,诗人在诗中将茶与酒加以比较:“茶称瑞草”,而“酒为美禄”,“古今二物皆灵物”,可以“荡涤肺腑无纷华”。然而二者功效不同,欲醉则饮酒,欲醒则烹茶,即酒主“醉”,而茶主“醒”,这一‘醉”一“醒”,充分说明酒与茶的实际效应和审美价值截然有别。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化是酒神狄奥尼索斯主导的文化,让人沉醉;中国文化则是茶文化,崇尚恬淡、朴拙,让人清醒宁静。

 

饮茶对悟道有益,更可增进禅修,禅宗的大盛,又客观上推动了饮茶之风的发展。禅宗语录中记载了很多与茶相关的“公案”,如《五灯会元》记载“藏用禅师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回应:‘斋前厨蒸南国饭,午后炉煎北苑茶。’”[ 《五灯会元》卷8,《福州怡山长庆藏用禅师》。]赵州和尚的“吃茶去”的公案也说明了“吃茶”和“悟道”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重要的关联性。至于历代的文人、僧人更常以茶为媒,以禅喻诗、以禅论诗。唐代137位咏茶诗人中,僧人就占17位,僧人茶诗约占唐代茶诗总数的六分之一。宋代诗话有所谓“诗禅说”,苏轼、黄庭坚、魏泰、叶梦得、陈师道、吕本中、曾几、赵蕃、陆游、杨万里、姜夔、戴复古、刘克庄等,皆以以禅思、禅境、禅趣论诗思、诗境、诗趣,“学诗浑似学参禅”之语,几乎成为宋人的口头禅。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乃是宋人以禅喻诗、以禅论诗的集大成之作,倡言“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0页。]认为诗道与禅道之相通者,在于“妙悟”。叶梦得在其《石林诗话》中以“云门三句”论诗曰:“禅宗论云门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涵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以上足可见宋人论诗,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说理教化,甚至是审美意境,都濡染了浓郁的禅的气息。

 

另外,茶性洁、高雅,且具有儒家的中和特性,因此备受僧人的推崇,饮茶之习俗与僧人生活方式的共通之处,体现为一种人文之美。唐代诗人也在茶诗中歌咏茶的这种禀性,如齐己在《谢中上人寄茶》中写到:“绿嫩难盈笼,清和易晚天。”就是说茶具有清雅、中和之性,傍晚时候,人心性闲和,与茶性相得益彰,最宜品饮。茶因其“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的特性,被用来招待宾客、馈赠亲友以及聚会联谊,从而体现了儒家倡导的“表敬意”、“利礼仁”的社会教化功用。历史上的高僧喜欢融佛理入茶入诗,为禅修的生活增添了活泼多元的趣味,齐己的《逢乡友》云:“无况来江岛,逢君话滞留。生缘同一国,相识共他州。竹影斜青藓,茶香在白瓯。犹怜心道合,多事亦冥搜。”茶是僧俗往来的媒介,既能激发诗兴,也能达到交流情感、身心和谐的目的。贯休曾云:“青云名士时相访,差主席冯瀑布冰。”陆羽与皎然之间的交往,更被看作是“以茶会友”的典范。“禅茶一味”真正体现了禅的精神,禅宗没有什么超自然或不平常或高度抽象性而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它没有给艺术和生活规定个界限,禅者依然写诗、作画、击节、唱歌,关键是他从不把这和吃饭、睡觉看成是两码事。由于禅宗否定了理性的作用,生命被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纯自然的产物,其中没有人的私欲和目的,他“饿了吃,困了睡”,这就是禅的精神。达到这个境界,人才可以自然而不带任何陈规的怀着喜悦诚挚的心态去做任何事,或者可以说,人人都可以成为生活的艺术家。  

 

同时,茶的品质特点与人生境界、人格修养之间形成了某种同构的关系。宋人茶诗较唐代要多,由于宋代朝廷提倡饮茶,贡茶、斗茶之风大兴,朝野地下,茶事更多。同时,宋代又是理学发展的时期,理学强调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内省,而品茶则是非常好的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文人雅士往往都把以茶入诗看作高雅之事,这便造就了茶诗、茶词的繁荣。受中国茶道影响的日本,历代大茶人都要去禅寺修行数年,终生受禅师的指导,但他们仍然要返回茶室过着茶人生活,茶人虽通过禅宗学习到了禅,与禅宗持有法嗣关系,但茶道有其独立性,是独立存在于禅寺之外的一种“在家禅”。 

 

三、“禅茶一味”与现代艺术

 

由“禅茶一味”所体现出的恬淡、空灵、孤寂的哲学观和审美观对现代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禅肯定万物皆源生于心,而心的最本真状态是“空寂”,因而对七情六欲都是理所当然地否定的,对五官感性也是否定的态度。在禅宗看来,五官感觉不仅不能对人认识世界带来任何益处,相反,五官感觉只能扰乱人的佛性,使人为世俗尘世的各种纷繁杂呈的功名利禄、形色美声所困扰。而从根源上讲,五官本身是心的产物,五官所感觉到的东西也是虚幻的而非实存的,禅主张不依赖于五官感觉而是直观性的对万事万物进行审美的、本质的把握。

 

从吃茶和参禅所用的方法看,茶的境界在“悟”,禅的终极关怀也在“悟”。 无论是谁,如果经不起世情冷暖,浮浮沉沉,也品不到茶的浓香。通过吃茶品茶,我们可以悟出人生百味,获得对生命的某种洞见和发现,“茶香”从根本上讲是生命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悟”也是禅宗最重要的修证方法,受禅宗影响的文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同样强调“悟”。因为只有“悟”,才能通达诗的理境和禅的意境。理境、意境都在言象之外,不可说而又不得不说,惟有“悟”才是“达理”的必由之路,铃木大拙说:“禅宗的禅必须‘悟’,必须是一气推倒旧理性作用的全部堆积并建立新生命基础的全面的心灵突现,必须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通过新视角遍观万事万物的新感觉的觉醒。”这在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52年,约翰•凯奇创作了《4'33''》,钢琴师以凝固的姿态沉默地端坐于钢琴前,他不触摸任何一个琴键,也听不见任何一个音符。时间进行到4'33''时,人就离开,留下余温。没有音乐,可是有声音——来自观众,来自“看”的“他者”,来自环境。而台上那个本应带来音乐的演奏者,突然间显得不合时宜,却使人充满敬意。约翰•凯奇用沉默的音乐来对抗世间的噪音,他的创造在于毫不留情地击碎人们可怜的“乌托邦”幻想,和杜尚一样,决绝且大义凛然,这个现代艺术作品有些像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的“拈花微笑”,又有些像赵州禅师回答别人的问话时“吃茶去”的简洁,有时候,张开的嘴没有说话,却包容了一切的言语,这就是禅。

 

在现代艺术史上,约翰•凯奇把从禅宗得来的“无分别心”的思想用于现代艺术的创作中,很多其它的现代艺术家也都从吃茶和修禅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当杜尚以戏谑的态度将小便池送去军械库展览,以顽童嬉戏般的方式为《蒙娜丽莎》画上胡子;当约翰•凯奇在舞台上做了4 分33秒的无声演奏;当博依斯(Joseph Beuys)喃喃自语地向死兔子解释艺术的意义时,谁又会怀疑这看似漫不经心的行为实际上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呢?刘克庄曰:“禅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何君合二为一,余所不晓。夫至言妙义固不在言语文字,然舍真实而求虚幻,厌切近而慕阔远,久而忘返,愚恐君之禅进而诗退矣。”[ 刘克庄:《后山大全集》,《四部丛刊》本。]禅宗的“不立文字”和现代艺术都是通过一种反叛的、颠覆的态度,让我们从对生活和事物的一般态度中跳脱出来,获得某种深刻的洞见。也就是说,想了解禅的内在生命,需要抛弃支配我们的思想习惯,同时要看看是否有其他判断事物的方法。换句话说,当我们对日常生活不满,或者感到有某种剥夺我们精神自由的东西,禅替我们找到一种新的观念,它使我们的生命达到一种更新鲜、更深刻、更自由的状态。

 

从吃茶和参禅追求的终极目标看,吃茶后的身心俱足和参禅过程中所体味到的“禅悦”都把立足点放在现实生活的快乐体验上。吃茶是求一种清净心,人的内心就是一切,它本来就是清净空灵的,只是它产生了种种业障,才使清净心受到荫蔽,因此人们首先应该顿悟这一点——应无所住,性自清净。生命无拘无束地充分展开,没有任何羁绊,这种状态正如铃木大拙说的那样:“就一个人而言,他的生活反映出他从无意识的无尽源泉所创造出的每一个意向。就这样的人而言,他每一个行为都表现了原本性、创造性、表现了他活泼的人格。在其中没有因袭,没有妥协,没有受禁止的动机,他只是如其所好地那样行动着,他的行动像风那样随意飘着,他没有拘囿于片面的、有限的、受限制的、自我中心的存在之自我。他已经从这个监牢中走了出来……这样一个人乃是我所称之为真正生活的艺术家。”[ 铃木大拙:《禅学讲演》,《禅宗与精神分析》,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页。]禅宗追求的精神,其终极意义并非进入涅槃、彼岸,而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体验。赵州禅师的无字公案,不是在“没有”的意思,而是“没有分别”的绝对“无”,意旨与“本来无一物”相同。杜尚拿了一个普通的尿壶,在尿壶上签了名,并命名为《泉》,放入艺术馆,宣称那就是艺术品。也许,这件事至今仍让许多人深感荒谬,但也正是杜尚将美国的艺术引向了一个崭新的方向。杜尚宣称“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主张生活本身就是艺术,并且说:“如果你愿意,我的艺术就是我的生存,在每一瞬间、每一次呼吸之间就是一次我的作品、一个不露痕迹的作品,那既不诉诸视觉,也不诉诸大脑,那是一种持续的快乐。”对茶的品味不是一种抽象的感悟,不是“咖啡厅”里的逻辑思辨,而是一种当下的、直接的、实实在在的人生经验,茶的精神中包含着对“心”的自我修炼、控制和把握。铃木大拙曾说:“在我们的简单、重复的实际行为里,包含着十分深邃、微妙的东西,但我们却常常予以忽视。而正是那‘简单、重复的实际行为’里,才能洞察、领悟禅的真正价值。其实,在禅师举起一根手指或人们碰到朋友说‘早上好’的过程中,都是可以发现语言表层之下的深刻的思想的。用禅的眼光看,那最实际的便是最意味深长的,而最意味深长的也便是最实际的。”[ 铃木大拙:《禅者的思考》,未也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8页。]赵朴初也说:“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吃茶不是吃茶本身,而是吃一种心境,一种感觉,一种意蕴。中国人重视茶叶的质量,但更重视心灵的状态,重视从“此在”到“彼处”之思之悟。相比饮茶过程中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茶具、茶叶的质量、饮茶的仪式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